李怡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contemporary journalist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.
李怡（
1936年－），原名
李秉堯，
廣東新會人，
香港時事評論家、專欄作家。童年時住在
北京及
上海，
1948年移居香港，在左派學校讀書，早年嚮往
社會主義。
1954年中學畢業後曾參加中國大陸的高考，因身體關係未能考上，改為在香港的左派機構任職資料員及編輯。
1970年創辦《
七十年代》雜誌，70年代初期, 妻子雖被
紅衛兵所批鬥, 李怡仍接受中共金錢資助雜誌，造就了當時香港
學運的國粹派。1981年脫離左派，並在1984年將雜誌更名為《九十年代》，雜誌集合眾多知識份子的作品，敢於批評兩岸政權，李怡一直為雜誌總編輯，直至
1998年雜誌停刊。日本新聞界經常引用「九十年代」的報導，將它視為「香港的象徵」，推崇它長年所扮演的「唯一監督制衡政府」的角色，是一種「貴重的存在」，李怡更是許多日本最權威媒體經常邀訪的對象。
[1]
李怡也參與經營天地圖書公司。之後在立場傾向
反共的香港
壹傳媒報刊內發表時評專欄文章，部份香港《
蘋果日報》的
社論《蘋論》由其撰寫
[2]。著有政論文集《放逐》、《思緒》、《對應》
[3]。
其妻梁麗儀生於共產黨員之家，曾加入共青團，卻於
文革時期被打為反動派，更曾因為丈夫李怡而被隔離審查
[4]。「李怡」是與太太麗儀談戀愛時取她名字的諧音而用的筆名。也用齊辛發表文章
[4]。
wiki
大人物知識管理集團 ---- ....「九十年代」雜誌創刊於1970年2月香港，原名「七十年代」，1981年脫離左派獨立，1984年5月更名為「九十年代」，1990年5月正式創立「台灣版」，1998年5月休刊。早期曾被台灣視為「匪刊」，其後又被中共視為「親國民黨」，而遭查禁，但皆無損其針貶時弊、中肯敢言、前瞻趨勢、啟發新思維的獨特風格，是一份海內外華人知識份子極為看重、極有影響力的批判性刊物。
專權時代唯一的自由論壇
在七、八十年代，海峽兩岸仍然為專權政治所統治，「九十年代」充份發揮了獨立輿論的作用，兩岸知識份子無法刊登的文章，都輾轉投到「九十年代」的編輯檯。如雷震「回憶錄」、美麗島大審時的密件「林義雄備忘錄」、王希哲、王軍濤、劉賓雁等人的文章，都只能在「九十年代」上刊登，而台灣所有黨外運動、政治案件，在「九十年代」也都有最詳實的報導與評論。
「九十年代」集合當代多位知名的資深媒體工作者、政治文化評論家的作品，文字筆調輕鬆活潑，被譽為「後代子孫欲瞭解20世紀最後30年的華人世界，最有價值與份量的刊物」。馬英九等名人都自稱是「看『七十年代』長大的」，更有人譽它為「許多人心目中的文化圖騰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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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蘋果日報】或許，李怡沒有錯信共產黨的，是那最初的信念：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
回覆刪除一個人要否定自己是痛苦的，一個政權要否定自己，是痛苦加困難。70年代從左派作家變為反共文人，現為《蘋果日報》專欄作家的李怡先否定自己，再否定中共政權。如今，他走了一條忠於自己的路，但共產政權所締造的謊言國家，在他眼裏，已無去路。
「為甚麼我的眼睛含着淚水，因為我愛這片土地，愛得深沉。」在1936年抗日戰爭前出生，從抗戰、太平洋戰爭到內戰，李怡處身在中國的苦難中，自小思想成熟。「我父親很愛國，日本炸廣州，他第一個帶着攝影隊去報道日本人攻打中國的情形。」12歲以前，他跟父親過着戰爭的生活，在桂林參與抗日，後來到了上海，經歷過被機關槍掃射的險境，後來又避走北平。人與國家，一起從苦難中走過來，相愛，變得自然。
因為國共內戰，李怡12歲來港居住，從來沒有在共產黨管治下生活過，卻跟它千絲萬縷。母親曾把弟弟及兩個姑姐送到延安學習，結果，三姑姐在「搶救一個人」的鬥爭運動中被鬥死了。而他的叔叔李剛，與現時中聯辦李剛同名同姓，也曾是對方的上司，曾官至文化局局長，屬副部長級。當年文化局收到「李剛」信函，總會先交給較高級的叔叔過目。
曾信共產主義救中國
李怡與中國的關係，憶苦思甜，抗戰苦難之中，他與當時很多人一樣，都相信共產黨可以救中國。「當年解放軍入廣州，沒有騷擾人民，都睡在路邊。」他說爸爸沒有加入共產黨，但1948年來港生活以後，卻把他從最初入讀的培正中學轉送香島中學讀書。香島五年，正值50年代初所謂新中國建立之時，左派中學裏有沒有洗腦教育？
「是愛國教育，左派教育。那時候的老師，多是抗戰時在廣州反對國民黨的學生，有理想，認為應跟着共產黨走。」相距半個世紀的愛國教育，對李怡來說，歷史背景與意義很不同。
「不可說當時洗腦。牟宗三說：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出息，40歲後你還相信社會主義，你就是無見識。那時候，追求平等理想，信共產黨可帶來平等社會，但後來變化，有洗腦成份，因為他們把共產黨變成永久性的權力，變成絕對的權力，用各種方法講意識形態，講社會主義思想，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變成絕對真理，與權力結合起來。」
他記得，那時候香島的老師，不時會請學生在上課時間到教員室，做愛國思想教育工作。
「所謂洗腦，是你對自己的天性產生懷疑而去服從政治的傾向。洗腦是多少帶宗教性，我沒有盲目，縱然感情上以國家為先，可以犧牲一下自己。」
「你當時愛共產黨？」
「是，愛那個政權。」
「排斥國民黨？」
「那當然。當時整個社會是左右意識形態鬥爭的社會。除左報，大多是中華國民報頭的。」
「但你當時不覺這是洗腦？」
「是自己一個人的信仰，亦因為受愛國主義教育，也因為有戰時的經歷。」
「這樣的背景這樣的選擇，有沒有對錯之分？」
「那時代，進步的知識分子，有理想有追求。感情上相信，當時的道理是對。啊，不是說要反對一黨專政嗎？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。」當時國內有很多民主黨派，「章詒和寫過的，中國民主同盟、中國民主促進會、九三學社，都是國民黨的反對力量，他們有人當了人大常委，章詒和爸爸章伯鈞也是部長，1957年，反右，他們角色沒有了。所謂民主黨派，已滲透了好多共產黨員，其實是一個黨，外表是三權分立，實際是三權合作。」
李怡中學畢業以後，到了左派機構香港上海書局先任資料員及任編輯。當時中國大鳴大放，很多知識分子寫了很多批評中國的書，李怡浸淫其中，也寫哲學及社會學初階書籍。他真心相信，當時的中共政權會為社會帶來希望。後來，反右運動來了，那一個年代，很多人跟中國的關係，都變成段段苦戀。因為，國家沒有變，有些人沒有變，一個政權在變。
在早期的左派機構，李怡是少數抱獨立思考的人。在一次韶山思想學習團，起了洗腦疑惑。那次參觀，是要說明，中國農民革命，都依靠貧下中農。但毛澤東住的幾間屋，擺明是富農。李怡問講解員：「他（毛）住的屋子，好像不是貧下中農吧？」講解員立刻回應：「你不可以替毛主席定階級成份。」李怡噤聲，但腦裏反彈。
不可以對自己不誠實
「文革學習班，個人崇拜好厲害，要早晚在毛主席像前滙報，在靈魂裏鬧革命，要鬥私批修，老毛所說，毫不利己，專門利人，我讀過〈禮運大同〉篇：人不獨親其親，子其子。毛澤東把它變成不將自己兒子當兒子，要把別人兒子當兒子，還說我們的思想已超越大同，我心裏面的感覺，哈哈……」
從反右、大躍進、文革初期、至四人幫倒台，一個在左派圈子裏打滾過的人，從矛盾到失望及否定，他很容易就說出一段清晰的內心獨白：「寫作時，受作家劉賓雁影響好深，他被打成右派，我好震驚。好多時，發生事，你懷疑，但又要對付自己：『你不應懷疑，應該相信。』要不斷說服自己，有正面信息，告訴你那是個別小事，不影響大局。人用各種各樣理由欺騙自己，是自己洗腦，有時不是人洗你的腦。是你自己相信，或你自己有利益。要徹底否定，是好難，你要用很多理由說服自己。我們說：前途是光明，道路是曲折。王思華六四後過世，他生前說過：前途光明看不見，道路曲折走不完。原來光明與道路都是假象，人會慢慢變，我變得快些。寫作要忠於自己，最初為共產黨政權辯護，要慢慢走出來。要放棄好多擁有的？還是要變成腦殘的人？人好難否定自己，是很痛苦。」
最終，他選擇忠於自己的信仰，忠於自己的想法。以前寫文章誤導了人，他做檢討。人是可以改變自己的認知，但不可對自己不誠實。「我獨立思考，好早有覺醒。但很多人在體制下，離不開。」
最痛苦是思想獨立，現實環境卻很難分割。
「有好多掙扎，因為我與左派關係好深。」
「掙扎甚麼？」記者問。
「利益。」
「甚麼利益？」
「離開左派陣營，太太要離開左派工作單位，每個月提供的住房，不能再住，現在說來長篇。」
他當時辦的《七十年代》月刊，是左派雜誌。依靠讀者、作者與周邊相關人士人贊助投資，掙扎了好久，大半年時間，才真真正正讓思想改變化成立場與圈子的改變。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，他看到林彪的下場，明白這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。自此，他傾向對任何掌權的人抱懷疑態度。「我們辦報寫文章的人，一定要置疑，對任何掌權的人懷疑，對掌絕對權力的人絕對懷疑。所以，真正挽救香港特首或政府班子，只有通過人民授權，否則一定要懷疑。因為權力使人腐化，尤其權力來源是如此絕對。」
他認為，認識國家，一定要知道真相，要相信事實。但中國已成為他口中的謊言之國。「一位印度哲學大師說過，若你相信一樣東西是絕對真理之時，你就是準備要說謊了。」為何中國可以在謊言中集體受催眠一樣，全國假貨假話變成常態，就如上街買豉油卻必然說成去買麪。
「你講大話人家都知道，為何仍當是策略，為何相信有效？」
「因為一旦拆穿了謊言，權力沒了，我看不到中國有何出路。溫家寶常說要改革，卻總也不肯公開自己的財產。百分之九十的中央委員，都有財產或家屬在外國。好奇怪，掌權既得利益的有錢人，要移民，但天光至天黑都叫人愛國。正如政府高官推愛國教育，自己子女在外面讀書，自己講都知自己不相信。」
謊言鞏固權力，現在的既得權力與利益，比以往更大更難放棄，最後最悲哀的選擇，是相信謊言。「蕭伯納說，對說謊者最大的懲罰，不是別人不再相信你，是他自己不再相信事實。你不再相信任何人是最悲哀的，不相信任何人是個災難。」
以往為了國家，他認為可以犧牲一下自己，現在擁護法治，都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，這是一個從左走到右的人對國家的視野。而當年與他一起讀左校的同學，命途不一。「好多同學，被動員回國，讀大學，滿腔熱誠，最後灰頭土臉回來。我太太的同學，是周一嶽的姐姐，在英文書院讀得很好，因為愛國，到華南師範大學物理系讀書。回國就被懷疑，認為她爸爸在教育司署工作，沒理由送回國，一定是特務。海外關係變原罪，若不是左派，更不應回來。所以，好多人入香島後回大陸讀書，會後悔。」
而他自己，前半生跌跌撞撞，如他所言，雖然艱辛，最少一直忠於自己，「寫作上，算是得一些人信任，自己相信自己。」70年代，曾有人給他訊息，希望邀請他當政協委員。「當時40多歲，我拒絕了。寫作的人要拒絕。向北望好傻，你越是依靠他的權力，他越是看不起你。」
「像你由左轉右而又成功的人，多不多？」
「好多呀，第一個是查良鏞，羅孚也是共產黨員。受左校教育的有陶傑、何守信，好像施永青也是。你越是知道情況，越是批判尖刻。堅林（《蘋果日報》副社長林平衡）都是啊，他好明白好清楚的。」
還有不少一生緊跟左派的同學，雄心壯志逐漸在現實消失，最後覺醒時，已經掉落社會的低下層，「在香島教書還好，有些人，我知道打住家工。左派學校，一來資格不承認，二來不適應這社會，好可悲。左派對他們的員工，比資本家還要刻薄，好高級的，都住好細好差的舊樓，靠微薄退休金過日子。在左派電影圈發展的，有些更是晚景凄凉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