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健民中文大學最後一課全文字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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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：思托邦
教書廿多年，我認為自己在講壇上算得上瀟灑，但是今天我第一次緊張。剛才腦海一片空白，不知道今晚要說甚麼，因為很激動，見到很多同學，舊的、新的，也見到很多朋友，特別在佔中路上的伙伴，十分多謝你們來到支持我，所以很激動。
我要說幾句普通話，特別要感謝一些從外地來的朋友，今天大概有七、八位朋友從台灣飛過來，明天早上還要趕回去上學，還有一部分從大陸來的朋友，還有從澳洲來的朋友，都是為了今天晚上，所以特別感謝你們。
今天很多人到來，除了想聽我最後一課，相信亦有很多人想藉此機會，表達對雨傘運動的支持；我亦藉此機會想說，場內有幾位佔中組織者，下星期一要面對審判，我想大家向他們致意（掌聲響起），戴耀廷、朱耀明牧師、張秀賢、陳淑莊、邵家臻、黃浩銘。
特別跟戴耀廷和朱耀明牧師走過一段很長的路，我真切見到他們的無私。多謝你們。（掌聲）
佔中三子，戴耀廷、陳健民、朱耀明
特別要感謝我的外母，她八十多歲，支持這個運動（掌聲），佔領期間，我在金鐘睡了幾十天，她天天熬湯給我喝，還到金鐘派單張。八十多歲，最厲害是由始至終她沒有一句埋怨我給她女兒那麼大壓力。有其母必有其女，她的女兒也很堅強，十分感謝我太太（掌聲）。
非常感謝能為我辦這次演講，保松第一次送花，我學生都是第一次送花，我作為男人第一次收到兩束花，很驚訝。我星期一開始受審，天天也要上法庭，審訊一直到十二月底，接著我們要等宣判，結果非常不確定，因為我們看不清準則，哪些人要坐牢或不用坐牢。在這種不確定的情況下，我寧願輕身上路，不想為同學或家人帶來太多混亂，所以我已經向大學請辭，大學亦批准我在 2019 年 1 月 1 日提早退休，但因為我們要上法庭，這是我在校園的最後三天，所以正是時候向大家告別。
離別時刻，坦白說我沒有怨恨，也沒有悲哀，只能說我今天很感動，超出自己的想像。以我一個在佔領期間都很冷靜的人，今天是第一次比較激動，這時刻我只有感恩，我十分感激可以在這裏讀書，我感激這地方給我機會，教導眾多學生並參與社會，所以我現在只有感激的心。（哽咽、掌聲）
今天我很想感激一些曾啟蒙我的書和人，特別給同學和朋友分享，這些書和人都在我讀大學那幾年對我影響深遠，我很想藉此機會向啟蒙者致敬。
我 1979 年來中文大學讀書，走過如此漫長的路，談啟蒙我的書和人，或會有點走馬看花。但每一本書、每一個人，真的在我人生裡有如一盞燈，帶領我在黑暗中一步一步往前走，特別是走上爭取民主的路。究竟甚麼事、甚麼人、甚麼書，使我認為自己可以全情投入？我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。
社會意識的啟蒙——金禧事件
第一件事。在我唸中學預科時，香港發生了一件事情，成為我人生一個轉捩點。那事件叫做「金禧事件」。學校門前，有一位已畢業的師兄在派單張，他對我說：「陳健民，你是學生會會長，現在為了金禧事件，我們在罷課，你要為這件事表態。」
我說：「表態？我只是中學生！」拿着單張要我表態，我真的不懂。
那時候是七十年代，我這類人不易入大學，我的中學，文組有一個入大學，理組也有一個能入大學，讀書好的不會搞學生會，無機會入大學的就去做學生會，我做學生會還當會長，即是最難考入大學的一個。
表態？我回學校問校長，說校外有位師兄派單張，說有一件金禧事件要我表態，是甚麼一回事。校長說：「你不用理會，這些人搞事、搞亂香港。」
「搞亂香港」，是否很耳熟？（眾笑）我回去再細想，不可能吧，我們一年才有一人考入中文大學，我們只考中文大學，那年代我們不敢考港大。那年代考得上大學的，我們視為英雄，他怎可能會搞亂香港呢？我感到不很舒服，拿着單張開始細看，原來那個星期日維園有集會，我於是想，是否要參加集會，弄清楚是甚麼一回事，但是那時我怎麼夠膽參加政治集會？特別我家家教，自小教導，千萬不要理會外間的事。
我不敢去，但查看報紙，發現當天原來有繪畫寫生比賽，我就帶着兩個弟弟跟媽媽說，我帶他們兩個去維園參加寫生比賽（眾笑）。我就把他們安頓在草坡，起了草稿，叫他們別亂走自己畫，然後自己就跑去參加我人生第一次集會；你不要說我甚麼，這兩個弟弟後來修讀藝術和設計（眾大笑、鼓掌），完全是那一次我啟蒙了他們（眾笑）。
金禧事件維園萬人集會 1978年
我就坐在維園涼亭內聽演講，一直聽，感到台上說話的人很有道理，當時我其實不知他們是誰，很多年後才知道那個人叫司徒華，但當時卻不知道；我也不知道搞罷課的人就在坐這裡，黃顯華教授（掌聲），他後來成為了我們的大學教授，這些人當時我全不認識。
當晚我徹夜未眠，為何會這樣？對當時的我而言，諗完中學就要準備找工作，我感到很迷惘，不知做甚麼才好。我又發覺這樣一件事我也無法判斷，為何校長說他們搞亂社會，但我又覺得他們的話很合理，他們只要求學校更加透明公開，為何不可以呢？
我很少失眠，那一晚再三思量，是我人生的轉捩點。我認為，若我這樣就踏足社會，何以面對我的人生？那一晚我作出一個決定：我要入大學（眾笑），啊，做決定很重要的（眾笑）。我就此考入大學了，有位中學同學，當時看到我的高考成績，說全班同學要夾錢覆核我的考卷（眾笑），他說不可能的，平日中下游的人忽然取得幾個 A，難以置信，其實是自己覺得需要讀書，金禧事件影響我很深遠。
香港中文大學，七十年代本部，圖書館、范克廉樓。圖片來源：中文大學網站
為何我要讀社會學，因為我不了解社會，所以讀社會學；其實我不知道社會學是甚麼，但因為不了解社會就讀社會學。最重要我覺得讀書能夠培養獨立思考能力，這是我入大學前給自己很清晰的目標。
所以這件事影響我人生真的很深遠，亦可見到社會運動對我影響如此深，以至我最後研究社會運動。社會運動的意義，不只在於能否即時改變制度，原來連一個旁觀者也可影響深遠，黃顯華也不會知道。
想深一層，是否單單一個社會運動影響我？不是，社會運動很重要，另一件事也很重要，是信仰的啟蒙。
信仰的啟蒙——烏納穆諾《生命的悲劇意識》
中學時我開始有信仰，常常問道：究竟我在世界上要做甚麼？我怎樣過這一生才算有意義？當時與上帝或上天有接觸之後，我覺得，若我走一條對的路，我會有力量。為何金禧事件出現時會有這麼大的觸動，因為有個問題一直困擾我：到底一生應怎麼過？
小王子，網上圖片
我問自己，我只懂一件事，就是繪畫，我當時正思考是否要以繪畫為業；我很認真，真的走到重慶大廈樓下，從前沒有那麼多咖喱店，那裡眾多人在畫「行畫」，即是夕陽、有椰樹那些東西。我問他收不收學徒，工資多少？後來中學老師說，他們繪畫很機械化，你以後也不會學懂繪畫。我就很害怕，因為我很喜歡繪畫，若不繪畫，還可以做甚麼？所以一直感到困擾，我開始對自己的人生有要求，覺得我要過有意義的人生。就是我目睹金禧事件時被觸動的深層原因。
很多人問我，究竟你是甚麼宗教信仰？佔中另外「二子」都是基督徒，我跟他們相處這麼久，他們讓我看見宗教信仰如何體現於生命，所以很多人也認定我是基督徒。但有一次，大陸有些朋友專程送我一串佛珠，因為他們見到我第一次被捕時，帶着一本佛經進入警署，其實那是弘一大師的傳記。
我是不是基督徒呢？我被學生問了很多年，我經常不回答。
我只能說，我是一個有信仰而無宗教的人。
為何這樣說？正如我所講，宗教問題對我很重要，令我對社會敏感。入讀大學，我覺得首先要處理的就是宗教問題。我不停苦思，每次返教會，坐車會忘記下車，要坐回頭，因為腦海經常沉思宗教問題，特別開始讀哲學時，我副修哲學，很多理性問題經常困擾我。
譬如說上帝是否存在？你能否證明衪？究竟罪是甚麼？如果伊甸園的蛇也是上帝做的，罪的本質是甚麼？是否聖經內說的就是罪呢？究竟我們有沒有自由意志呢？如果有些人說你有罪是因為你有自由意志，自由意志跟上帝的全能全知有否衝突呢？這些全是我們讀哲學的人，一定經常碰到的問題。我不斷搜索枯腸地思考，我讀社會學很清楚，知道不同文化的人，接觸基督教的機會不一樣；就算同一個社會中，不同群體去接觸的機會也不一樣；不同文化之間的不同宗教，也一樣有很多神蹟奇事；同樣很多人通過他們的宗教受感召去實踐，為這個世界行公義、好憐憫，不只限於基督教。
這些問題在我腦海不斷掙扎，掙扎一天不完，我無法行動。大學第一第二年，我思考很多這類問題，不斷讀書，最後讓我碰上一些書，深深影響我一生。
圖片：思托邦
第一本就是《生命的悲劇意識》，烏納穆諾寫的一本書 (Tragic Senses of Life, by Miguel de Unamuno)。準備這次演講時，我找出這本在大學影響我很深的書，我仍保存，幾十年來都在身邊。我還記得，讀完這本書後，我總結了三件事。
我試圖用很多方法去理解我的信仰，最後這本書告訴我，人的理性很局限；有些經歷你很深刻，譬如說宗教經驗，但是當你想去證明它或嘗試告訴人，你發覺就算從很嚴謹的哲學角度，也不能言說；嘗試用理性去證明，很多時候也徒勞無功。所以我第一個教訓，當時寫在書邊：「人以為信仰不能自足，而求諸理性，但理性反過來否定信仰。」這是我當時寫在書邊的想法。
第二項，很多人很難接受，而我最後非常接受。我經常說，也是這本書講的，「我信甚麼」其實只反映「我渴望甚麼」。你說你信甚麼東西，其實很難找出一個理性基礎；反映更深的，其實是我很「渴望」相信一些甚麼，就是你「願意」相信甚麼。烏納穆諾說，信仰的本質，其實是一個意志問題，而非一個理智問題。為甚麼我們對上帝有渴望，是因為人類受苦；我們見到美好的事稍縱即逝，你看見所愛的人，可能一下子離開這個世界，你想重聚；你看見這個世界，公義有時不能得到伸張；你有些渴望，渴望永恆，渴望其他可能性，渴望來生、渴望天堂，其實反映人在這世上受苦，故有渴望。
多年來沒有跟學生說過，對我來說，所謂「我相信」其實是「我渴望」，你渴望就會見到，就是如此。
第三項我學會的，就是宗教態度和形式的問題。書中有一句很觸動我，烏納穆諾說，有些人坐在教堂內很形式主義，心不在焉，打瞌睡或甚麼也好；另一些人跪在異教的偶像前誠心懺悔，這位神學家烏納穆諾說，其實是前者在拜偶像，後者在崇拜上帝。對他來說，甚麼宗教形式並不重要，最重要是態度。
這說法深深觸動我這個讀社會學的人，因此我說我是「一個有信仰但沒宗教的人」，可能對很多人而言，這種信仰方式很不確定，但對我來說反而會安心立命；你跟我說那些很絕對的真理，對不起，我會感到很不舒服，反而你跟我說其實我們很不確定，我們所知的很少，我們很渺小，反而用這種方式我能安頓自己。
所以我很感謝，大學一年級時首先遇到這本書；第二本書於宗教上影響我很深，是潘霍華的《獄中書簡》。我記得當時在甚麼道聲書局，常常買這類書來讀，翻來翻去越覺沉悶，重重複複盡是那些宗教語言，直至我意外買了《獄中書簡》。
宗教信仰的啟蒙——潘霍華《獄中書簡》
潘霍華是二次大戰時一位德國牧師，他有別於整個德國教會；德國教會當年站在希特拉一方，基本上只有他與一小撮人跟整個教會對抗。這是他作品關注的問題：
「基督徒必須投入現世去實踐信仰，教會必須放棄自己的舒適和特權，敢於實踐有別於世俗的價值觀，與受苦的人站在一起。」
看到這裡我感受很深，教會是否真的膽敢與社會主流價值觀不一樣？我覺得不是，我看見今時今日的教會，與社會主流價值非常融合。
潘霍華時常問一個問題，在這時空下，誰才是耶穌？即是說如果何君堯作為一位基督徒，他說「殺無赦」另一位基督徒戴耀廷，潘霍華會問，如果耶穌在這世上，兩位誰是耶穌呢？究竟是何君堯，還是戴耀廷？
他常追問這類問題，希望信仰不是抽象的東西，你要在一種現世的脈絡中，追問信仰的意義。這麼多人在眼前，到底誰能活出耶穌基督呢？他不接受屬世、屬靈全分開，然後凝望上天，不關注地上的事。這是他的宗教觀：
'Every Christian must be fully human by bringing God into his whole life, not merely into some spiritual realm.'
只可惜潘霍華寫完《獄中書簡》後便死去，他將來要寫的書的大綱，全都寫在書內，對我很大啟發，但沒有寫出來。
佔中後，我們被捕準備受審，曾跟黃浩銘傾談，他曾經坐牢，知道坐牢的情況，他說可以帶六本書坐牢，於是我很焦急去訂書（眾笑）。讀書人很煩，第一件事就問，坐牢可否讀書？可以的，我便去訂了一堆書，準備獄中閱讀，我訂的第一本便是《潘霍華傳》（Bonhoeffer, pastor, martyr, prophet, spy, by Eric Metaxas），怎料我尚未入獄，這兩個月時間，已經讀畢整整六百頁傳記（眾笑），現在要多訂一本，要想想訂哪本。
第一本最急要讀，正因為大學時期，潘霍華的《獄中書簡》影響了我。潘霍華一生念茲在茲，是一件事：「我要真教會」，不是「我要真普選」（眾笑）。他覺得當時整個德國教會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，站在希特拉一方完全錯誤。
你會問，何解會這樣，當時就是這樣，整個主流德國教會站在希特拉一方。他說，如果你乘搭火車但去錯方向，在車廂的通道回頭跑是徒勞的。上錯火車很糟糕，他寧願跟教會分裂，和另外一些人創辦了自己的信仰群體。
他時常問甚麼是「真教會」，信仰不應拘泥於教堂、儀式、牧師等事情，他覺得「真教會」當時的關鍵是猶太人問題：你是否站在猶太人一方，當猶太人被逼害時，究竟基督教會態度如何？
他的講法，就算猶太人不信耶穌，猶太人的確不信耶穌，只當耶穌是先知，不是上帝的兒子，但猶太人仍是教會一部分，你如果不能在這時空保護猶太人，根本不能實踐信仰在現世的意義，這是對教會最重要的試驗，可想而知當時他跟教會衝突之大。
書中描述，潘霍華身體力行到最後一步，甚至參與計劃刺殺希特拉，牧師不是應跟朱耀明一樣「愛與和平」嗎（眾笑）？通常都是「左膠」。他甚至去當雙重間諜，一方面和一班將領參與籌劃刺殺希特拉，另一方面又協助秘密警察刺探教會，其實是保護自己免得被捕，可以繼續做地下工作。他忍辱負重也要做，因為他認為殺掉希特拉，就是上帝叫他做的事，試想想，一位牧師可以如此。
希特拉一位將領與他們合謀，準備在一次會議中炸死希特拉，那位將領在會議室放炸彈，很多人死了，但希特拉無恙，因為會議室桌子兩邊，有很大塊鐵板架在枱面。希特拉下午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，他說我是上帝揀選的，所以炸不死；接着德國教會發聲明，內容指希特拉就是上帝揀選的，可以想像教會也能錯到這地步。今日大家看見教會的走向，一點不奇怪，教會可以錯得離譜。
潘霍華很厲害，若我是他，會感到很沮喪；我很佩服他，一個惡魔在爆炸中死不去，他仍然保持信心。
我認為，希特拉當時若被炸死，只會有第二個希特拉，因為納粹黨當時之勢尚未下落，納粹黨會說這是攻擊我們的陰謀詭計，只會順理成章換上另一個希特拉。
各位朋友，時間不是我們能掌握的，我們只能做你認為對的事，好像最後待納粹德國戰敗之後，才能真真正正摧毀納粹主義，連帶摧毀德國那種極端民族主義。凡事也有定時，亦毋須簡單地想，為何我們的行動沒有成果？為甚麼壞蛋仍在揚威耀武呢？凡事有定時。
德國戰敗之前，希特拉把潘霍華送上了絞刑台處死，臨死前他說 'This is the end. For me, the beginning of life.' 當時在獄中的醫生說，從未遇過一個人對上帝如此信服；另一位美國戰俘則說，一生所見最有品德的人就是潘霍華。
潘霍華就是這樣的一個人，一生追問甚麼才稱得上教會。最後他甚至提出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 的概念，即是我不需要有一種宗教，但能否仍然有基督信仰呢？這些書籍對我影響深遠，在教會中我感到很不舒服，目睹很多人把自己的信仰收藏於細小的盒子中。他們會認為，考試成績不好要問上帝、失戀又問上帝，但對於社會上的事、歷史的事，他們從來不認為上帝在當中有任何角色。我認為教會將整個信仰收窄至如此私人的領域，令我非常不舒服，亦與我個人所想，信仰的實踐方式，有很大衝突。
所以我讀潘霍華，感到終於找到一種在教會內能認同的聲音。記得有一次在教會牧師講道後，我上前跟他說：牧師！牧師！你今天講道，拼命說甚麼三位一體那些，其實為何要講？我想告訴你，很多人睡着了，睡得很甜，為何經常談這些？你可否講些東西與我們生活或社會有關？
他帶我到演講台上，在台上寫了幾句，說我們只會傳播最純正的真理；對我來說，純正的真理若是如此，我寧願不聽，我認為信仰應該有生命力的，所以當我遇上潘霍華這本書時，非常觸動我。
兩位將信仰與社區結合的牧者
當時的香港教會內，也有兩位牧師的演講很觸動我，一位是盧龍光牧師、另一位是朱耀明牧師，我大學時期就是聽這兩位牧師的演講，聽他們如何將信仰實踐於社區。兩位牧師都在柴灣，當時港島區最窮地區，有很多寮屋木屋，他們在這區實踐自己的信仰，我被兩位觸動了。
盧龍光牧師（左二），朱耀明牧師（右一）
盧龍光牧師和朱耀明牧師影響我亦很深遠，我大學畢業第一份工，是到盧龍光牧師的地區中心工作。我記得見工時他問我是否基督徒，他中心內每個人都是基督徒；我答他，在我認知中，一個基督徒就是一個人道主義者，你能否接受？（眾笑）牧師說：OK啦！（眾大笑）就聘用了我。
我當時是他們中心唯一沒有返教會的一個所謂基督徒，我是答潘霍華的答案 To be fully human，其實他看見我大學畢業時那份功課，已能成為他們爭取興建東區醫院的理性數據基礎，盧龍光牧師可能不太理會我答甚麼，就決定聘請我。我很多謝他，他給我一個機會在社區實踐。
宗教信仰的啟蒙——朱耀明牧師和他老師的書單
但影響我更深一定是朱耀明牧師。朱耀明牧師跟我走過很多路，由當時爭取興建東區醫院，跟我們一起做有關愛滋病人的工作；接着 2002 年成立民主發展網絡，開始爭取雙普選，當年的人不知道我們說甚麼；接着 2003 年七一遊行 ，再接下去到政改，以至佔領。
我感覺牧師常扮演一個角色，好像上天的召喚都通過牧師，牧師將我的人生全部打亂。我當時打算獲得終身聘用之後，升任正教授才參與社會，他完全不會讓我按計劃去做（眾笑），不斷打電話來叫我出來出來；但我很感謝他，若非有人催促你，我按自己所謂人生計劃去做，不一定能最好地運用我的生命，所以我很多謝牧師。
朱耀明牧師為何可以如此有生命力，運用信仰在社會上許多事？我問牧師，你受過甚麼神學訓練？他在台灣諗神學院，那裏對他人生當然有很大影響，首先是認識了師母。第二，他的老師是周聯華牧師，我問他，周聯華牧師給你甚麼書單，就是他讀大學神學院第一年暑期要讀的書。
你看，不只要讀一些宗教、基督教的書，他讀潘霍華的《獄中書簡》，又是這一本；《甘地傳》，無關基督徒也可以讀；《史懷哲傳》，史懷哲是一個傳教士，到非洲行醫，實踐自己信仰；《貝多芬傳》，這些使牧師有強韌力量和強大信念。我相信，周聯華牧師通過這些作品和他自己，去影響朱耀明牧師的生命，牧師再影響很多人的生命，所以，多謝你牧師。（眾鼓掌）
民主理念的啟蒙——魏京生與北京民主牆運動（1979）
讀大學時我本來想思考貧窮問題、社會不均的問題，因為我來自很窮困的家庭，自小從未睡過一張完整的床，大部分時間睡在走廊，或睡半張床，因為另一半放貨物，我家是個小工廠。
我真正第一張完整的床是在大學宿舍，我視之為豪宅，還要是何善衡夫人宿舍，有海景，衝激很大。
我本來很想思索貧困問題，但最後卻不以此為主，為甚麼？因為我在 1979 年至我畢業的 1983 年，那四年裡中國、台灣、香港都發生了一些事情，影響我整個人生方向，以至我讀的書也完全不同。
第一件事在中國大陸，1979 年魏京生和一群年輕知識分子，掀動了民主牆運動。他們在西單民主牆貼大字報，出版民間地下刊物如《沃土》、《探索》等。魏京生當時寫第一張大字報，我作為一個大學生，看得很觸動，標題叫〈第五個現代化〉。
當時鄧小平提出「四個現代化」，工業、農業、科技和國防，魏京生覺得不足夠，一定要有第五個現代化，就是政治的現代化。試想為何發生文化大革命？是因為權力不受限制，毛澤東一個人的錯誤可以變成全國災難，所以必須要有第五個現代化。
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，晚清時討論洋務運動是否足夠，甲午戰爭後，大家認為這種只屬器物層次的現代化，不能救國；接着我們開始談改良主義，改良主義也失敗，在梁啟超、康有為之後人們開始講革命，革命成功之後也不夠，就算建立了所謂共和社會也會倒退，又再說新文化運動，要在文化層次再造。走了一個大圈，我們回到最基本的討論：只說四個現代化怎會足夠？
我讀完之後，作為一個大學生，很同意魏京生這張大字報，接着他再寫第二張大字報〈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〉，這張大字報攻擊鄧小平。當時他知道官方要鎮壓了，他說你們現在這麼崇拜鄧小平，說改革開放很好，但如果我們沒有民主體制，他也可能變成另一個獨裁者，所以他問「要民主還是新的獨裁」，結果他被捕。
魏京生於受審。1979
法庭審判時，有一個人叫劉青，他將整個審判過程抄寫下來；劉青當時跟魏京生意見不同，劉青認為不應該攻擊鄧小平，現在改革開放，最少他願意改革，為何要如此激進？為甚麼連他也要打呢？但劉青與魏京生有一個協議，若誰被捕了，我們也要去保護對方；我第一次真真正正學會甚麼叫做政治寛容 political tolerance，就是意見大可不同，但當你講話的權利受侵犯，我會用我的生命去捍衛你，我從劉青身上學會了。
劉青偷偷地在法庭內抄下整個審判過程，我作為學生讀了整個審判過程，很驚訝，怎可能這樣審判？最記得那個法官說：憲法上說人民民主專政，你魏京生現在要反對人民民主專政，所以你是特權分子，你超越憲法，所以是特權分子。結果判他入獄十幾二十年，我當時覺得，他說的正是我心中想；他要坐監，我卻在宿舍吃糖水，我覺得他是為我坐牢，十分觸動我，有很多人正在做很多事，大家好像沒感覺，但當我讀到這些文章，我不能沒感覺。
另一個人叫胡平，也影響我很深。胡平是當時北大一個學生，他在民間地下刊物《沃土》中，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，叫〈論言論自由〉，他亦參選海淀區的地方人大選舉。他是北大學生，我也是一個大學生，見到那邊的大學生寫文章，很完整地討論為何需要保護言論自由，還有膽量去參選，更勝出了，對我來說很觸動。
胡平
當時他說了甚麼呢？他說的言論自由其實很多人知道，本來不用多談，但是今時今日的香港，重看當時他這位很「學生哥」的作品，仍然很有意義。他說：
「一個人失去了表達自己願望和意見的權利，勢必成為奴隸和工具。」
「甚麼是言論自由呢？那就是發表各種意見的自由，好話、壞話、正確的話、錯誤的話，通通都要包括。」
「有人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也不允許人們從基本的制度上，否定它的政權，所以那種針對根本制度的反對意見應該禁止，這又是一個將言論和行動不作區分的典型論調。」
「他說人們可以對憲法提出各種意見，包括反對意見，這是憲法本身賦予的。」
這些講法好像在今天香港也很多人不太明白，動輒就不讓同學發言，說你違憲，是嗎？胡平很早已解釋了。但是別說大陸，連香港今日很多人也好像不明白，這篇文章很深刻，因為可以活學活用。
當時我在中大學生會，改革開放後，到中國的第一個交流團就是我辦的，我去中山大學和復旦大學探路，先去中山大學找對口單位，坐火車、轉巴士，走很遠很花時間才到達中山大學。我胡亂叩門詢問，去到外事部，他們就說找團委，即共青團跟我談，好！我坐下等。
當共青團的人出現時，我很詫異，嘩！這人年紀這麼大？（眾笑）不是應跟我們相若嗎？學生不是十幾廿歲嗎？找些三、四十歲的人跟我談，這算是對口？於是惟有跟他「對口」。
我們討論辦交流團可舉行甚麼活動？我提議辯論比賽，兩間「中大」的辯論比賽。對話大概是這樣：
他們問：「甚麼是辯論比賽？」
我解釋：「有正反兩方，也有評判，最後評分看誰能勝出。」
「好！有甚麼題目呢，同學？」
「不如辯論一下，社會主義好，還是資本主義好？」（眾笑）
「不能搞亂思想搞亂思想！！」
我於是回話：「不要緊，可以這樣，中國同學支持資本主義，香港同學支持共產主義，可以嗎？」
「這樣思想更加亂！」（眾笑）
最後取消了辯論比賽，只准划艇比賽（眾笑），在湖上兩大划艇。
那些年去廣州，不能即日來回，因為沒有高鐵，也沒有甚麼港珠澳大橋，所以他們安排我在中山大學留宿一晚，與我同房的另一位賓客，是一位來自湖南的教授。那夜我們談天，說到言論自由的問題，他說國家控制言論是對的，因為有些言論危害社會，我們不應讓有害思想散播；我立即套用胡平的論點來答他，他好像覺得我講得合理，感到很痛苦（眾笑），坐在一旁，想一會又找出一個理由跟我辯論，我又跟他爭辯一次；當時我挑戰他，最後誰去判斷對與錯呢？如果錯在政府呢？政府會否有錯呢？他又呆一呆，我們中國政府會否有錯？
不斷糾纏糾纏，已經凌晨二時，整晚辯論，沒有睡過（眾笑），到最後我出毒招，因為我真的想睡（眾笑）。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：我在香港往廣州時讀報紙，看到長沙有學生罷課，有學潮，你知道嗎？他呆了一呆說不知道；於是我說：你在湖南來的，發生這件事也不知道，我在香港也知道，你認為這算正常嗎？
他一言不發安靜地走近床邊（眾笑），我估計他整晚呆望天花板，我則睡得很甜。當時胡平給了我很好的「子彈」去同很多人辯論言論自由。這些基本價值，我以為是理所當然的，原來不是；我真的很難過，我以為這些是八十年代才要辯論的事，但今時今日我們在大學也好、整個社會也好，都要重新認識這些，這是一件多麼駭人的事。
民主理念的啟蒙——美麗島事件（1979）
第二件事跟台灣有關，今天有很多從台灣來的朋友，謝謝你們，你們的歷史對我影響非常之大。
先說一件事，當時大學有個講座，綽號「大聲公」的記者陸鏗，帶了一位由台灣來的外籍女士，在中文大學一個小地方演講。這位女士叫艾蓮達，她是美麗島事件總指揮施明德的太太。當時我是學生，聽她演講，很驚詫，為甚麼呢？她身上穿戴絲帶，更寫了她的名字在絲帶上，八十年代初的香港我們沒有選舉，沒有遇上過這類政治人物。
她在台上講民主，談到某件事時，她身邊的陸鏗，突然大力拍打枱面，然後二人突然吵起來。陸鏗向她說，你說民主可以，但講台獨絕不容許，呯的一聲便吵了起來；我身為學生，目瞪口呆，為何兩位嘉賓突然吵架更扭作一團，我才知道台灣正值多事之秋，異見者跟政府抗爭，但一觸碰到獨立問題，他們的民主運動陣營即時在我眼前分裂一次。
我即時回家尋找雜誌細閱，當時《七十年代》等雜誌有些文章講台灣，為何艾蓮達會跑來香港，原來是流亡。1979 年，台灣發生了美麗島事件，一群知識分子辦了一報社叫美麗島，其實是通過報社結社結黨，只因當時不能組黨，便利用報社聚集反對派；這些「黨外人士」於世界人權日舉辦遊行，集會遊行過程中被攻擊，那時都有「愛字頭」的，他們遭「平頭裝」衝擊，警察用大光燈照著他們，弄得現場氣氛很緊張，然後警察放催淚彈驅散人群，大搜捕開始。這群人其中八位領袖，要面對軍事法庭審訊。
美麗島事件審判
有一張在軍事法庭的相片影響我一生，相片中兩位人士我特別深刻，一位是施明德，他站在中間，嘴角微微在笑；大家都知道這是軍事法庭，政府準備判他死刑，他嘴角微彎、帶着嘲笑面對法庭。
另一位令我最深印象的是黃信介，為何會深刻？他當時有一件大衣放在手臂上，很有知識分子的味道，我當時見到，連知識分子都要站在最前，生死關頭，凜然面對審判，這張照片對我人生的影響很深。
其後因為美國與國際媒體的壓力，最後施明德被判終身監禁，其他人判十二年、十五年等等，他們的辯護律師便是陳水扁這群人。在遙遠的台灣發生了大事，正值我大學一年級，影響我很深。
民主理念的啟蒙——香港前途問題
香港又發生甚麼事？由我 1979 年入讀大學到畢業，就是整個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日子，當時我們同學及學生會的朋友中間有辯論，那時學生會主要是民主回歸派。
1982年9月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到訪北京，與鄧小平會面，談香港問題
時下年輕人不理解，為何你們接受民主回歸？要知道，當時根本沒有空間去討論自決、港獨，連香港人參與中英談判也不可以；以當時的時空而言，民主回歸是較先進的想法。
當時縱使我是一個頗強烈的民族主義者，我既然帶第一團交流團去中國，我有相當的民族主義，但要將一班人送給共產政權，我很不舒服，若他們會被逼害，為何就因為民族主義而要回歸？
我思考民族主義有甚麼價值，它根本不是甚麼價值，民族主義在某些歷史時空，可以跟某些價值結合，例如印度爭取獨立過程中，他們講民主、人權，南非也是一樣。但某些時候，民族主義可以抑壓人類很多價值，例如你看潘霍華，他所處的德國，不是叫人愛國嗎？整個教會也愛國，但抑壓人類很重要的價值。
潘霍華說 'I pray for the defeat of my nation'，他祈禱自己的國家 ’PK’，希望自己的國家打敗仗。在他的價值中，民族主義不是甚麼，有更高的指導原則、價值的原則。我當時為此事很掙扎，即使我很關心中國都好，為何我就要這樣接受回歸？
所以當時我在代表會，提出了一個議案，陳耀華也在場，當時他跟我一起做代表會。那議案是我跟他一起討論的，我們的議案是甚麼呢？就是有些地方歷史上曾經屬於中國，不代表永遠也屬於中國。若按此邏輯，韓國豈非要回歸中國？越南豈非要回歸中國？有些地方大部分是華人，也不一定屬於中國，若是如此，新加坡是否要回歸中國？
我認為有關香港的前途問題，學生會不應該有既定立場，要諮詢同學，甚至在大學裡公投，由同學決定，這是我當時提出的議案。即使在大學的全民投票，我可能會支持民主回歸，但是我覺得當時為甚麼不讓同學參與表態？
議案最終被否決，但這不重要，最重要是當時我開始思考很多，民族主義究竟是甚麼？它究竟有甚麼意義？在人類不同歷史階段中，為甚麼我們要將愛國放在那麼高的層次？這是我在大學生活裡思考很多的問題。
1984年5月，總理趙紫陽回信港大學生會
這封信是當時總理趙紫陽給港大同學的回信，他說甚麼？他說你們所說的「民主治港」是理所當然的。戴耀廷後來做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學生代表，說不定也受到這封信的感染。
兩岸三地同一時間發生這些事情，令我人生開始找到自己的路向，這些就是我應該關心的問題。為了香港回歸後人權自由得到保障，我們一定要爭取民主，我覺得這就是我的使命，我一定要做這件事情，我將來要留在香港，也是為了這件事情，保障香港的人權自由不要受損，我們要爭取普選。
人生志業的啟蒙——Juan J. Linz
我在社區工作了幾年，也當過兩個候選人的助選經理等等，最終我出國讀書，去了耶魯大學。初時我未很確定，具體將來做甚麼，有一個很大概的方向，但將來會做一個學者，還是從政呢？即究竟是 science as a vocation，還是 politics as vocation 呢？就是 Max Weber 問的這個問題，我的人生志業究竟做學術還是政治？我不知道，但當時在想，有很多政治家出身於耶魯大學，就算我最後不做學術，我從這家學校出身，可能有助參選（眾笑），所以選擇了耶魯大學。
在耶魯一年之後，我就很確定我的方向，因為當時遇到一位教授，深深觸動我。他名叫 Juan J. Linz，他是一個西班牙人，研究西班牙的民主化，一個響噹噹的名字，而我覺得西班牙民主化進程是我的理想，我希望能在中國出現。
Juan J. Linz
西班牙經歷過很慘烈的內戰，最後在七十年代中期，西班牙人通過一個很和平的方式，成功民主化，當時建制內外的温和力量互動，大家把體制內很保守的人壓下來，也把當時社會上很激進的，主要是共產黨，也壓下來，找到一條中間路向，將國家帶向民主。
讀中國歷史，我們長年以來都在革命的怪圈裏兜兜轉轉，不能擺脫，每次革命後，總換上另一個專制朝代，如何能走出這怪圈呢？
我想跟 Juan Linz 去研究民主化理論，特別是有關西班牙的民主化，才發現這位老師在研究民主化理論中，是手執牛耳、名滿天下的幾位學者之一。
Juan Linz 有好幾個很重要的貢獻，其一是將不同政體分類。我們現在叫很討厭的政權作「極權」、「專制」等等，但他認為要很小心，極權（totalitarianism）和威權（authoritarianism）不同，政權分類要注意標準，有不同向度，看社會中的多元化程度，例如經濟、社會、政治是否多元化，有沒有一套固定的意識形態，領袖從甚麼渠道往上爬等等，他有很多不同的標準去量度。
為何要那麼辛苦去做呢？他的研究指出，好些社會並非極權，只是威權社會。極權社會的例子，他認為正是納粹德國、史太林統治下的蘇聯等，後來我跟他多番討論後，他也認為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，也應算是極權社會，其他的都是威權。極權和威權很不一樣，政權邁向民主時，成功的可能性，或民主化後會否倒台或走回頭路，都有差別，所以一定要知道政權的起點，才知道怎樣做才能成功民主化，不詳細說了，可以講一個學期的。
第二個貢獻，就是他開課教授的 transition regime，談民主化理論，談一些政權從專制走向民主的過程，他基本上覺得極權社會不能走到民主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一個如此有名的學者，在我去讀書的時期 1988 年，完全沒有察覺東歐共產主義政權會於明年瓦解，未預計會有「蘇東波」，即蘇聯同東歐的風波，即使這麼大學問的學者當時也不察覺，覺得共產政權不會倒。
1989年11月，捷克天鵝絨革命，1989年底，東歐波蘭、匈牙利、東德、保加利亞、捷克及羅馬尼亞共產政權相繼倒台，蘇聯隨後亦分裂瓦解。
有時我很同情我的師兄師姐，在我們學系，平均需要十年時間完成一個博士學位，師兄師姐的論文可能已經寫到尾段，解釋為何這些政權如此穩定（眾笑），差不多要交論文時它倒下了！（眾笑）
當頭棒喝，原來你是不知道的！就像賊人半夜潛入你房子，你是不知道的，當政權強勢時，就連頂尖學者都看不透。所以他後來苦思，本來以「極權」和「專制」劃分，認為極權不會倒下，不會轉向民主化，但結果並非如此，就像波蘭、匈牙利、捷克，蘇聯也變。後來他再研究，發現極權社會經過一個自由化過程，已經不算極權社會，而是後極權社會（post-totalitarianism），譬如你看匈牙利，未崩潰之前，經濟上已經非常自由化；波蘭的農村從來是合作社為主，經濟命脈不是國家控制，而且教會長期存在，90% 波蘭人是天主教徒，所以慢慢重新認識多一點，分類會多一點，想得更複雜。
他有另一課講 conditions of democracy，從專制穩定地過渡到民主，需要一些條件，這些條件不只能幫助其過渡，還能幫助民主體制建立後不會崩潰，就算最後有民主的話仍然要深化民主。
他提出五種條件，第一是公民社會，第二是法治，第三是政治社會，基本上就是要有反對黨出現，再說就是市場，最後是行政有效而廉潔的單位。如果你具備這些條件，就能夠很順利地民主化；但若然社會裡的這些條件很薄弱的話，就算來一場革命，建立了民主體制，也很容易倒下，會崩潰。所以有時候你覺得自己並不是在做一些有關民主的事情，但只要你向著這些條件去做，你在鋪墊民主的基礎。
Juan Linz 的著作十分苦澀，他矮矮胖胖，上課時會拿著兩疊書，很多都是硬皮封面，三十本書放在桌子上，從來不讓學生幫助他。課堂中談到例如德國，他就會拿起一本書，朗讀內容，讀德文，大家不知道他在說甚麼（眾笑），我們互相對望又覺得頗有趣。我們覺得 Juan Linz 是一部會走路的百科全書，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時候，寫論文用了十年時間也還未寫完，已經寫了八百頁紙，他的老師是 Seymour Martin Lipset，美國的政治社會學之父，他覺得很不耐煩，對 Juan 說：「你的論文夠了！不能再寫下去了！」就把它搶走，讓同學幫他整理過後就遞交了（眾笑），成為了哥倫比亞大學最長的博士論文，有八百頁，所以他經常批評我的論文只有四百頁（眾笑）。
這個人寫文章很麻煩，由於他的文章太冗長太嘮叨，很多書出版不了，期刊刊登不了，只好將大部分文字壓縮在註釋，一頁紙正文只有三、四行或四、五行，其他就是註釋（眾笑），大部分內容要在字型十號的註釋裡讀（眾笑）。我們作為他學生，情況較好，他會把文章派給我們，可以直接讀。
Juan Linz 的著作特色，一頁中，正文只佔數行，其餘皆註釋。
他很多文章沒有刊登，但大家都知道他很有學問。耶魯大學有一些活動會叫教授坐下來，一路吃三文治一路分享他為甚麼會成為學者，我很記得那次分享，他拿出一本小書，對同學說：我一生人就是寫了這本書，大家都清楚我寫了很多文章，但最終未能出版，耶魯大學也給予他最高地位的教授頭銜。
耶魯大學最高地位的教授是 Sterling Professor，他就是 Sterling Professor，他說我就只寫了這本書，這種事情在中文大學、香港大學都不會發生，這個人一定拿不到終身教席（眾笑）；上帝也拿不到，上帝也只寫了一本聖經（眾笑）。
他就是拿著這本書跟同學說：你們要用心做好你覺得有意義的事，寫你覺得有價值的文章。不需理會太多，我一生人就是這樣。
到了他晚年，他的合作夥伴才整理、刪節他的文章，投稿到期刊刊登；他過世之後，我們學生把他的文章結集，出版了一系列書籍，都是我們上課讀的文章。在美國學界，你可以接受這麼一個人，大家都公認他有學問，即使他看起來很少著作在期刊或頂尖期刊中刊登過，也可以成為頂級教授，令我印象很深刻。
談他學問的厲害，還要講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（Alfred Stepan 著）這本書，此書是他的合作夥伴所寫，當時他到巴西訪問一個軍頭，那位軍頭是將巴西民主化的軍政府首領；他問對方為甚麼會放權，軍頭說，是因為我讀了 Juan Linz 的文章，所以覺得巴西這樣專制下去沒有前途，他的文章可以影響現實政治。
你覺很奇怪嗎？今時今日，梁振英、林鄭月娥，應該不會讀我們的文章（眾笑），何況習近平。但因為巴西軍政府取得權力後，錢多資源多，要發展現代軍備時，發現要用電腦控制飛彈，他們不懂，所以聘請很多大學生，結果巴西軍隊成為全巴西政府官員學歷最高的部門，吸引很多知識分子加入，知識分子會讀這些文章；軍頭有機會接觸到，後來就覺得，我只要安守本分做個軍人就行，會受到尊重，為甚麼要與諸如秘密警察去爭權？這群比較開明的軍頭，最後放權，有如此一個背景。你看，Juan Linz 可以影響現實政治。
我們作為他的學生，特別感謝他，不只因他有豐富的學問，可以影響現實政治，他很珍惜我們每位學生，深刻地影響我們。剛剛談到，上課時他不讓我們碰他的書，他講課其實頗沉悶，很重德國口音；他講課經常超時，下課後還要繼續講半個小時，有些同學趕著下一課，投訴每次都聽不到他最後半小時的講課，很不公平。美國人時常說：It's not fair, right? 他說沒有問題，我以後提早半個小時上課（眾笑），然後他真的提早半個小時講課；到下課鐘聲響起，他又繼續多講半個小時（眾笑），那些同學始終聽不到最後半小時的課。
每次講課後，門外總會有一群博士生等候他，跟他一起吃飯，吃飯時討論博士論文。他晚年時曾經來亞洲出席會議，特地來香港和澳門一星期，當時我正在寫博士論文，正處於一個很低潮的時候，他特意前來香港澳門，我帶他和他妻子遊玩，每天早餐、午餐、下午茶、晚餐，他都和我討論論文，其他時間帶他們去遊玩。在耶魯時，我們在他家中討論文章、討論設計問卷的時候，他的妻子都會為我們準備早餐、午餐、茶點，有一天，我在他家中吃了三餐。
Juan Linz 沒有子女，視我們如己出，這位老師成為我的榜樣。一個人認真做學問，好好地關心學生，是會有影響力的，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，他影響了我的人生志業。
我作了選擇，我要成為一個學者，希望好好地參與社會，影響社會。
當然還有其他老師，Deborah Davis 是中國研究的專家，我的論文導師，她對我的人生影響也很大，給我很多支持，因為時間有限，就不詳細介紹了。
1989 年六四鎮壓後數年，是香港人移民高峰期。
我學成歸來是 1992 年，正值香港移民潮最高峰。1992、1993 年，數以十萬計香港人移民離開，我逆流回來，抵港飛機乘客較少，離港飛機上的人較多。
我覺得自己路向很清楚，有重要的事情要做。第一是中國問題，我閱讀了很多、學習了很多，有關民主需要的社會基礎，我需要為中國民主化做事。Juan Linz 所言的民主社會五項基礎當中，我作為社會學家，加上過往工作經驗，認為自己最勝任的，就是公民社會。
所以，我決心用一生的力量，在中國內，只談「公民社會」四個字，令人明白甚麼是「公民社會」，它有甚麼意義，二、三十年只做一件事，在中國談「公民社會」。結果，我在中國用了二十年時間，從研究到培訓 NGO、出版刊物、成立基金會，或讓基金會撥款給 NGO，最後覺得需要有良好的政策環境，開始同政府合作等等。
目標是長遠的中國民主化，我覺得那一天不會這麼快到來，我只是在鋪墊基礎。香港又能做甚麼呢？
如果以民主化五個社會條件來說，香港完全、充分地具備民主化的條件，沒有一個國家地區在民主化前像香港一樣，已經有活躍的公民社會、有法治、有反對黨的存在、公務員相當有效率、廉潔、已經有市場，已具備很多條件，沒有一個西方國家在民主化時，無論是二百年前、三百年前、或一百年前都沒有，所以有人說香港沒有足夠條件，不夠成熟，廢話，這些人不用理會，胡說八道。歷史上沒有社會、國家在民主化前，像我們具備充足條件。
所以我們要做的，當然希望香港能夠爭取到普選，但大部分時間我都在中國，下班後便坐火車到深圳，接著跳上和諧號第五卡餐卡，不管甚麼車票，點一杯很貴很難喝的咖啡，一定會有座位；然後到廣州的大學講課，或到 NGO 開會，但每逢香港有政改，我都回來參與，平日寫文章解釋為何需要民主。
這是我人生的志業：在中國，鋪墊民主化社會的基礎；在香港，爭取雙普選。
思考民主的社會基礎之時，Democracy in America（Alexis de Tocqueville, 1805-1859）這本書對我影響很大。這本書談美國最初期的民主運動，為何這麼成功，不限於選舉制度，他說是源自 ' habits of the heart'，是因為人心靈的習慣；他所說的是民風，大家不會自私，因為當時很受清教徒影響，會重視公共利益，他們生活簡樸，走中庸之道。
書亦提到，很多人會先參加社團，才會再去參與政治，所以 Democracy in America 對於走公民社會路線的人有很深影響。
另一個人是 Habermas，他談「公共領域」，指出十七、十八世紀民主思潮出現，著眼點不只選舉政治。首先，社會出現了一些空間，讓人理性對話，這些空間是甚麼呢？他所說的是英國的咖啡館、法國巴黎的沙龍、德國的 table societies，他所說的是當時的報紙，那時報紙主要收集經濟資訊；慢慢通過這些渠道，當時的中產階級，主要是商人們，開始討論政治。你要徵稅，但不給予普選權，為何我要繳稅？於是他們就在報章討論。還有文學雜誌，當你討論文學時，同時在進行社會批判。Habermas 認為這些空間全部都是民主的基礎，通過這些空間才有力量去爭取民主，這理論告訴我，建立社會基礎時，公共領域對公民社會很重要。
民運策略的啟蒙——曼德拉的靈活與胸襟
從爭取普選的策略而言，曼德拉對我有很深影響，他亦是一位我很尊敬，覺得很偉大的政治人物。曼德拉的傳記 Long Walk to Freedom 陪伴我很長時間，每晚讀一點，甚至捨不得讀完這本書，因為一直在曼德拉身上學到很多。
他爭取民主經歷過很多不同階段，首先是公民抗命，他一開始便策劃公民抗命，為甚麼同一個國家內，黑人去白人區要帶護照？把護照燒了，犯法就犯法，拘捕我吧！他公民抗命，但最終發現公民抗命沒有成效，很「左膠」，無功而還。特別是因為發生了大屠殺事件，那些被屠殺，中槍的人，都是後背中槍，表示他們正在逃走，正在離開，婦孺同樣被開槍射殺，所以不要再講和平手段，開始勇武抗爭。
曼德拉學習遊擊隊知識，製造炸彈，炸毀政府設施等等；他因勇武抗爭而被捕，入獄二十多年，外面的戰友繼續抗爭。當曼德拉坐牢二十多年後，他發覺我們不能消滅政府，政府也未能消滅我們，整個社會非常虛耗，是否可以嘗試另一個方式？曼德拉嘗試第三種手段：對話。
曼德拉一個人寫信給政府提出對話，當時他很小心，因為他的同伴也不贊成，所以他趁自己單獨囚禁的時候寫了一封信。他當時的想法就是：我要嘗試可否打開這條路，如果最終這條路走不通，失敗的話，我的同伴可以怪責我，說我監禁時間太長，發瘋了。他為自己的同伴設想，想好對策攻擊自己，鋪墊後路。
曼德拉說，沒錯，我們作為領袖，必須有時走在群眾前面，自信地引領一個正確方向，他有詳細的考量，最後成功打開對話之門，成功將南非用一個和平方法民主化，但如果他沒有經歷過之前的公民抗命，甚至沒有經歷過勇武抗爭，你猜想他在談判時，有沒有道德力量，不受人質疑？如果沒有試過坐牢，誰人有道德力量？黃浩銘，你入獄次數最多，將來靠你了。（眾笑）
囚禁27年後，曼德拉1990年2月獲釋，步出監獄
一切需要時間，不能說因為曼德拉以對話成功，所以我們只能用對話才能解決問題，有時候需要經歷一個過程，特別包括白人政權也開始覺得很疲倦，社會付出了很大的管治代價，才醒悟過來，最後大家願意坐下。
若你問我，我最希望見到他朝中國和香港，循此路向民主化，就是進行對話。我連中聯辦也走進去，因為我覺得只要有對話機會，我也願意對話。直至 2012 年，我才覺得對話之路已走到盡頭，我私下每個月接待很多從北京來的所謂「中間人」，一些朋友在場，也知道我如何會晤，中聯辦組團去跟北京的智囊開會，我是團長，我與中聯辦關係可以如此緊密，我可以走進去他們當中，那算甚麼。
到 2012 年底，在我的認知上，知道中央政府不會給我們「真普選」；我覺得一定要想辦法，但想不到，又覺得如果甚麼都不做，機會是零，只會有一群憤怒的年輕人與政府大對決，魚蛋革命只會提早發生，大規模流血，但不會有真正民主化結果。
2014年9月28日，香港，雨傘運動爆發
可否作最後努力？但我想不到，誰知道，這個傻人戴耀廷，發表了一篇文章，提出「佔領中環」的想法，我覺得只有 5% 機會成功，95% 機會不會成功，他也記得我說過這句話 : 只是在 0 與 5 之間，但即使只有 5%，我也會全力以赴。但我覺得失敗機會很高，因為主要問題是中國大局的問題，是習近平的問題。雖然只有 5% 機會，正確的事為何不全力以赴呢？所以我要付諸實行。我不是不願意對話，已經去到盡頭的話，就要嘗試其他方法；想要嘗試這個方法，也不一定代表只能用這個方法，我覺得最重要是因時制宜，要走到彼岸。
民運策略的啟蒙——公民抗命
經歷雨傘運動之後，很多人問，究竟公民抗命可否繼續下去，在香港是否真的可行？為什麼要公民抗命？為甚麼當戴耀庭提出佔領中環，我這麼快表示可以一齊做？
因為我一直都閱讀這方面的作品，了解歷史上不同的人如何實行公民抗命。當然最早就是 Henry David Thoreau，他當時反對美國一個不公義的戰爭，與墨西哥開戰，擴大奴隸制度，他覺得這件事不正確，但個人又有甚麼辦法對抗政府？結果，他只做了一件簡單的事，他違反一條法律，那條法律與戰爭無關，他不繳交投票稅，自願被抓入牢，雖然只是一兩天，但引起了社會爭議，引發了討論。為甚麼一個知識分子，一位紳士要坐牢，引發了大家討論為甚麼要這麼做？為甚麼奴隸制度不公義？為甚麼不應該開戰？
從他公民抗命的事件中可以看到，第一，他觸犯法律，但目的是要爭取公義，不是為個人利益，跟一般犯罪不同；第二，他非暴力，第三，要承受刑責坐牢；第四，這一種形式的違反法律，目的是不想破壞法治，他必須要合乎比例，你不可以因為你家附近水渠爆裂而去佔領中環，雖則也是公共利益，但不合比例，所以實行公民抗命要考慮很多條件。
另一個影響我很深的人，當然是甘地，甘地的公民抗命其中一個很重要行動，就是採鹽的長征。起初沒有人理會他，只有幾個人。當時的鹽是官鹽，全部由官方採鹽、製鹽、賣鹽，他們認為鹽太貴，鹽能從大海採到，為甚麼我們要交稅？買貴鹽？當時甘地就想到，如果人學懂在最微細的事情上爭取自己權利，他才懂得去想更大的權利，例如民主、獨立等問題，所以他開始帶領人們走向海邊去採鹽。
甘地的公民抗命
起初殖民地政府不管他，因為只有幾個人，但越來越多人加入，結果數以千計的人跟隨他；政府開始緊張，把甘地抓入牢；另一個人，是女詩人奈都夫人，她帶了二千五百人去海邊繼續採鹽。警察早已站好等候他們，每個警察手上有一根鑲了金屬的棍；抗爭者很安靜地、慢慢走過去，警察開始揮棍毆打，後排的人聽著前排人肋骨爆裂的聲音，「咔咔」作響，流很多血，抗爭者倒下之後，義工把傷者移到一旁，另一群人幫他們包紮，另一排抗爭者隨即迎上去，他們沒有頭盔，就是通過這樣一個被毆打的過程，才能顯示非暴力的力量；他們並非要引發衝突，而是透過此過程，爭取社會理解他們所為何事，突顯政權的暴力，所以他們寧願不做任何防衛，走過去捱打。
甘地的「非暴力」跟曼德拉不同，他原則上就已要求非暴力，因為他的宗教信仰，相信沒有人在這世界上可以掌握絕對真理。以為自己掌握絕對真理的人就會使用暴力。宗教就是這樣，要聖戰，無論基督教、天主教或伊斯蘭教，都認為自己的神才是真神，就可以殺異教徒。我們人類不能掌握絕對真理，讀讀烏納穆諾吧，我們知道的東西很少，既然我們不知道絕對真理，就不要用暴力，將我們的一套加諸其他人身上。所以甘地是一個堅定從原則出發的非暴力主義者。
馬丁路德金
第三個當然是馬丁路德金，他唸畢博士後，本來可以在美國北部一個中產階級教會工作，但他寧願選擇回去自己南部那裡做牧師，因為他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召喚，呼召他一定要回去。
他第一個行動就是對抗種族主義的「杯葛巴士」抗爭，當時一個黑人女乘客 Rosa Parks 在一架滿座的巴士上，拒絕讓座給一個白人男人，當時的法律是白人優先。她不肯讓坐，結果被捕，接著馬丁路德金帶領一場運動，杯葛巴士，就是寧願走路，以後不坐巴士，直至改變歧視的法規。
Rosa Parks 不肯讓座後被捕
他們堅持走路一點不容易，有些人要走十多二十公里上班，不是走一天，堅持了三百七十多天。部分人有車，會接載人一起上班，警察就針對那些車發告票，說你超速，若搭順風車的乘客多，又發告票。
幾百天的抗爭，馬丁路德金當然受到批評。誰人受影響？都是黑人、窮人嘛，他們是司機，「阻人搵食，就如殺人父母！」。「阻人搵食」這些用語我們應該很熟悉。阻人搵食！你害苦低下階層！連黑人都罵他。
杯葛巴士行動，持續三百多天
我最記得馬丁路德金說，他從教會裡收到一封信或名信片，是教友寫給他的。那教友說，牧師牧師，馬丁路德金牧師，快要聖誕了，我們不要搞事了，為甚麼我們不能和和諧諧地過聖誕呢？他說，究竟我們現在有甚麼問題呢？我們黑人以前是奴隸，現在有人身安全，我們很自由，只不過不能投票而已。
當年的黑人，每次登記做選民時，總被人問一堆問題，不懂答就被「DQ」（取消資格），不能成為選民；甚麼問題呢？例如最高法院那五位法官是甚麼名字？你說出來，說不出來就「DQ」。
那教友說，算了吧，只是沒有這部分而已，其實我們活得很好，為甚麼你要令社會那麼分裂呢？總之一切是你們的錯，弄得社會分裂；教友還說，如果上帝真的要黑人白人平等，上帝就會把所有人都造成白色，或所有人都造成黑色，上帝造黑人白人就是要他們不一樣，就是要他們不平等。
在五十年代那時代，他們覺得生活很不錯，為甚麼你要製造混亂？我們六十年後回看，他們只是在爭取一些很基本的權利，但也可以被時代誤解。馬丁路德金也說，那些最有才能的牧師，全部站在他的對立面，只有一些較年輕的牧師支持他。馬丁路德金問，甚麼才是真正和諧呢？只有公義的制度才能保障長遠的和諧，如果沒有公義制度，和諧是假的。
在我們還未佔中之前，馬丁路德金很多話早令我知道，周融的出現不是偶然（眾笑），亦早有心理準備他要說些甚麼。
今時今日，很多人覺得你們這些「左膠」東西試過了，不行的。馬丁路德金在美國民主政權下爭取公民抗命才可以成功，甘地當時面對是英國殖民地，英國是民主國家，所以公民抗命能成功，其他地方怎麼可能呢？
很多學者研究了過往這四十多年世界各地政體的民主化進程，接近七成政體的民主化，都是通過和平手段達成的，包括革命，很多革命不是如大家想像的法國大革命，跟政府大打一場，我們沒有刀沒有槍沒有坦克車，怎麼可能？很多時是因為民眾很和平，反而令軍隊及警察在開槍那一剎，手軟、心軟，接著自己分裂，軍隊分裂、警察分裂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政府就必須倒台。
1989年，捷克革命，共產政權倒台，民眾和平示威，沒流一滴血，故稱「天鵝絨革命」
所以無論是用哪一條途徑民主化，甚至革命，其實過去四十年裡，極少暴力方式的革命，特別在香港的處境中，你即使革了命，然後解放軍來接管而已，現在解放軍也好像已在用我們的土地了，在邊境裡，又在我們西九地下經過。我覺得抗爭只能用和平的方法才能夠持續地做。
中國要怎樣才會達到民主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昨天才跟一個朋友說，在晚清時期，所有溫和的改革派，最後都沒有好下場，都變了革命派。中國最後要走向何方，我心裡當然不希望看見革命，誰希望看見流血呢？朱耀明牧師以前常跟我說，真的要革命，但到了雨傘運動時，他每天都含著眼淚，害怕有一個學生受傷或死亡，我們都是這樣的心懷，我們不想看到。所以，能夠用和平的方法，我們都會堅守到最後一分。
等待啟蒙：中國專制的社會基礎
我將要離開中大校園，也要告別廿多年的教書生涯。因為離開，要收拾書本，收拾書本的過程挺特別，是一個「斷捨離」的過程。突然之間要問問自己，究竟我有甚麼問題日後還會關心？有甚麼問題我不會再研究？這是一個很好的過程，敦促自己把價值排列。我發覺現在還剩下很少書，都屬將來繼續等待啓蒙的書。
我會繼續思考的問題，都是中國的問題，因為香港前途擺脫不了中國，中國的前途會影響我們。
我要思考的問題是，為何中國數千年來，還是一個專制社會？為甚麼還在持續？為甚麼改革開放後，現在倒行逆施走回頭路？它的社會基礎是甚麼？我們有沒有辦法打破這個怪圈呢？
要想的問題也包括，為甚麼我們長久以來，不能夠產生一個公民社會？我們的公共領域，可以讓公民自由連結，甚至有行動去抗爭，這個我沒有辦法很詳細地說。只能說，我們晚清的時候，有些已經很接近十七、十八世紀歐洲，我們那時候已經有些報紙，譬如《七十二行商報》。
我專程帶了一個碩士生走到中山大學，在一個很潮濕的房間裡找報紙。我想看一看那些晚清的商人報紙，有沒有討論政治，最後我真的找到一段晚清時段的報紙，濕漉漉、很潮濕，我覺得做了一件人生很重要的事，就是立刻付了一筆錢，做膠片，保護那疊報紙。那時其實有很多討論民主的文章，甚至討論獨立，在當時的商人圈子之間發生。
當時中國很多茶館、酒樓，都會貼出「不談政事」標句，即是代表有很多人在爭論政治，有如一個公共領域。我聽過一位學者說，其實中國的妓院也是公共領域，青樓妓院中有很多文人雅士討論政治的。我期待他發表文章，告訴我中國的青樓妓院是否公共領域，可惜一直都看不到這篇文章（眾笑），可能文人自己騙自己（眾笑），給自己理由去喝酒而已。
對不起各位同學，在我辦公室門口，你將會見到很多書我將扔出來，但不會包括這些題材，因為我還要讀。
第二個問題就是，中國能不能產生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？我們的知識分子是甚麼面貌呢？今時今日我在中國見到那麼多學者，甚至香港一些學者亦如是，我們整個傳統是「學而優則仕」，讀書人覺得自己最高境界就是行走尚書房，在翰林院教皇帝讀書，要做國師，我們太多這些國師學者。
為何我們不能產生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群，成為社會良心，用我們的知識，去批判我們社會的不良現象，以至批判權力呢？這些問題都是我要思考的問題。
第三個我要討論要思考的問題就是有關專制人格的問題，即是，究竟是否「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？」二次大戰期間，有一批德國學者流亡海外，成立了法蘭克福學派，他們很共通的問題就是：為甚麼我們一個這麼理性的社會，這是德國啊！我們出康德的！我們的音樂可以很沉重的，為甚麼出了一個希特拉？竟然有那麼多人，瘋狂地追隨他？我們要思考這個問題。
Hannah Arendt
悲劇為何出現？不單只是因為那幾個領䄂，而是整個社會的人，自己人民的質素，出現一些很根本的問題。大家可能都讀過《罪惡的平庸性》(Banality of Evil, by Hannah Arendt)。這本書寫的是二戰後一場審訊，犯人是一位納粹德國高官，屠殺很多猶太人；大家引頸以待，想像會見到一個大魔頭出現。結果如何？這個人，木訥、害羞，一個技術官僚模樣的人；他說來說去，就講我做的事皆合法，我只是跟從上級指令。
柏林猶太博物館
我們現在中國，就在建立甚麼「以法治國」，經常提醒我們香港「以法治港」，但是那所謂的「法」，是一個甚麼法？是不是就是「法治」那一個法？法律不只是讓政府控制社會，如果要法治我講 Rule of Law，一定是人民可以通過法律制衡政府，這種平衡狀況才是 Rule of Law，否則只是 Rule by Law，無論是中國或香港，清清楚楚，現在我們走向 Rule by Law。
接著很多香港人就說，與我無關，我跟法律做事，所以我就「DQ」他們，又說這些不關我事，不是我決定的，我交給了其他人決定。整個德國那麼大的悲劇，很多人都用同樣理由，逃避了自己良心的抉擇。
Erich Fromm 寫了一本書《逃避自由》(Escape From Freedom)，我告訴學生，如果你要我介紹十本書，一定會有這本。他要問的問題就是我剛才的問題，為何德國人會落得如此？最基本的原因是因為人失去了安全感，當有些人失去安全感，他會連自由也不要，寧願跟從一個很偉大的人，不思考，也要跟隨他。
Erich Fromm 追溯為甚麼德國的人會失去安全感，他說有兩種力量，一個力量是資本主義的興起，人從農業社會走到工業社會，越來越原子化，沒有了一個群體，越來越無助；第二就是基督教的興起，從天主教轉到基督教時，每個人都要單獨面對上帝，要因信稱義，要自己跟上帝交代，很多人開始很緊張，很缺乏安全感。他說這兩大因素，政治經濟以及宗教因素，令人跌進一個很無助或孤獨的處境中，沒有安全感，人沒有安全感的話就會放棄自由。今天你看見整個西方世界，因為恐佈主義問題，沒有了安全感；它會立很多法律去控制自由，邪教法都立了，以往在西方難以想像，當人失去安全感時，就會如此。
我自己經常思考，亂世中為何會出這些梟雄呢？無論是政府或民間，都是因為人失去了安全感，如何處理這個安全感的問題，是我們要思考的東西。你可能會問，我要思考這些中國問題，老實說要去到甚麼日子，我們才會見到中國出現民主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遙遙長路，有時真的覺得前路茫茫，燈有時會暗淡。暗夜裡，可以怎樣？我想只能看星。
送給中大學生：梵谷與老師的一段對話
我大學二年級時讀了《梵谷傳》，對我影響很深。大家都知道我喜歡繪畫，梵谷跟當時一群印象派的人，正在做一件很革命性的事。
中世紀的時候，畫一幅畫、畫人像，不可以像真，因為聖經說不可造偶像，所以畫人不敢像真，畫聖母瑪利亞、聖子都是一片暗黑，不敢畫得有血有肉。文藝復興之後，大家才會歌頌人的肉體，說 Humanity（人性），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很寫實的畫作出現，但寫實的畫長時間成為主流，也走到了盡頭。
去到梵谷的時代，他們嘗試一個新開始，他們不只要描寫準確的形體，也要那種感覺，談光、影，要將內心的感覺投射出來。你不開心，樹會晃動；你憂鬱時，天空泛紫；你激情時，草可以是橙色。他們很劃時代，但完全被時代誤解，人們覺得，你好像草稿也未畫好，拿來幹甚麼？
畫家塞尚的蘋果，大家知道今天很值錢，拍賣價以億計；他賣畫時，那些畫商做甚麼？他說我不要四個蘋果我要三個，就拿起刀子一揮，切去一個，要侮辱他。梵谷的畫，一生只賣過一幅，應該就是畫葡萄園那一幅；他所有的畫，其實是他弟弟悄悄地買，然後告訴他有人買，以支持、鼓勵他。他們一生都在孤獨地走一條後人覺得很欣賞的路。
梵谷一開始不是畫家，他初時在畫廊賣畫，發現這個工作很苦，為甚麼？他發現，最美的畫通常沒人買，最醜、最俗氣那些卻是最早被人買走，所以他後來不想再做這個工作。這段引述他：
「要求現世的順利，一個人就要首先心死，人生在世不僅在於求樂，不僅在於坦白做人，他應該悟解人類的重大意義，爭取自身的尊嚴，而且超越人人要混日子都必須敷衍的那一套庸俗陋習。」
他不想再這樣混日子，接著他如何？他繼承父業，讀神學做牧師，諗完之後他到比利時當牧師。梵谷走到礦坑之中，走到最窮的地方傳福音，每天回家，他的衣服差不多都沒有了，因為他看到那些人如此貧窮，他說如果我真的相信耶穌的一套，我怎麼可以目睹苦難，仍然穿得那麼漂亮？每一次在街上看到窮人，他就會把衣服脫下來送人；那些「污糟邋遢」的人根本不會去教堂，他就走到礦坑那裡主持崇拜。結果差會說，你這樣不行，破壞了我們的禮儀，所以譴責他，不承認他所做的聖餐合乎教會規範。
他非常失望，對整個教會非常失望，寫了一段很痛心的說話：
「於是突然之間，他發現了一件自己久已明白的事了，這一切上帝長上帝短的討論，全是幼稚的逃避現實，全是一個驚恐而寂寞的凡人，在冰冷、黑暗而永恆的夜裡竊語的謊言。上帝並不存在，簡單一句話，上帝並不存在，有的只是混亂、悲慘、痛苦、殘酷、磨人，盲目無盡無止的混亂。」
梵谷作為一個牧師，信仰可以跌到這樣的低點。接著他如何？他把整個生命投進繪畫中，他受的畫派影響，第一個是日本的浮世繪，浮世繪的顏色影響他很深。另一個，就是所謂巴比松學派這畫派，巴比松畫派的畫，內容很敬虔，他們歌頌勞動者、歌頌大地、歌頌上帝的創造物。所以梵谷的畫作，是另一個救贖的過程，有上帝還是沒有上帝呢，他好像很失望，但他在繪畫中又尋回上帝。
梵谷說過，對他來說，空白的畫布就像空虛的人生向他嘲笑。你看他的畫，很厚的，好像在攻擊畫布，因為他覺得白色的畫布是空虛的人生，所以他要填滿，他說他要將大自然的節奏，其實就是上帝，要表現出來。他最後在繪畫中救贖了自己。
他在年輕時有一段對話，我要送給在座每一位大學同學。他年輕讀神學時，有一次很累了，他和他老師就在住處附近的郊外散步。這段對話發生在一個墳前。那是 Rembrandt 的墳，如果你去荷蘭，看他的畫 Night Watch，很有名的畫。今時今日大家覺得 Rembrandt 的畫很有名，但當時又如何？
這段說話我送給在座同學。
老師說：這個人死得又貧困又羞辱。
梵谷：可是他死時不憂傷。
老師：不錯，其實他已經充分地表現了自己，而且亦知道自己作品的真正價值，當時其實只有一個人知道。
梵谷：那麼說是不是只要他自己明白就能滿意呢？如果他弄錯了呢？
老師：別人覺得如何其實毫無關係，Rembrandt 可是要畫下去。他畫得好壞都無所謂，只有藝術才能使他做一個完整的人，他已經達到他所了解的自己生命的目的，就不虛此生。
梵谷：可是老師，一個年輕人又怎會知道自己的選擇是正確？
老師：沒有東西是永遠把握得住的，只要有勇氣和力量，去做自認為正確的事情也就夠了，也許結果是錯了，可是你至少總算做過了，我們必須依照自己理性的最高指示做下去，至於最終的價值，那只有等上帝去評斷，每個人都有完整的自我，都有自己的特性，如果能順性去做，那麼無論做什麼，結果總會是完滿的。
這是我送給同學最後的話，我希望你們能夠順性去為這個世界創造真善美，我希望你們不虛此生。謝謝你們。
（全場起立鼓掌）
完
